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曹军新

曹军新，1967年3月，江西省丰城市小港镇八都曹家村人，出生于会昌县湘江镇五板桥1号门牌。管理学博士，应用经济学（金融学）博士后，高级经济师，兼职教授。曾在中国人民银行会昌县支行工作。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。江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生导师。主要研究方向：全球化与宏观经济政策、金融转型与发展、国际政治经济学、金融文化与软实力。

中文名：曹军新

国籍：中国

民族：汉族

出生地：江西省会昌县湘江镇

职业：教师

毕业院校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，北京师范大学

代表作品：《中美金融关系研究》、《银行软实力评估研究》等。

人物经历

学习经历

2015年04月底—2015年07月底，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做工作访问学者，师从陆磊研究员、教授。

2011年11月—2014年03月，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——中国金融出版社博士后工作站，师从魏革军研究员、教授。

2008年9月—2010年07月，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公共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，获管理学博士，师从范恒山教授、唐任伍教授。

1999年9月—2002年07月，中国矿业大学（北京校区）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（MBA）研究生，获工商管理硕士；期间，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进修金融学课程。师从钱小安研究员、教授。

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专业本科学习，获双学士。学位论文指导老师分别为姚嘉秋老师、宋常老师。

工作经历

2015年04月底—2015年07月底，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做工作访问学者，从事金融研究工作。

2011年11月—2014年03月，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——中国金融出版社博士后工作站，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。

2002年07月—至今，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货币信贷管理处、金融研究处、金融稳定处先后担任经济师和高级经济师（2005）。

2006年07月—至今，江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兼职教授，政治经济学专业（金融转型与发展方向）硕士生导师。

1989年07月—1999年08月，中国人民银行会昌县支行会计发行国库股、计划研究股和办公室工作先后担任经济员、助理经济师和经济师。

主要贡献

1995年7月以来，先后撰写和发表了100余篇期刊论文和国家级报纸经济金融政策评论，其中大部分被国研网和中国权威经济论文库收入。

期刊论文

（一）重要期刊论文

2人合著（第二作者）：“地方金融稳定发展组织模式的选择及其操作系统的构建——基于规则系统理论的扩展分析框架”，《中国行政管理》2020年第3期。

3人合著（第一作者）：“省联社模式改革研究：次优的丧失与更优的选择——基于机制设计理论的扩展框架”，《经济社会体制比较》2018年第3期。

独著：“财政-货币-金融一体化研究：公共资源合作的扩展框架”，《管理世界》2017年第1期。

2人合著（第二作者）：“数字货币的历史逻辑与国家货币发行权的掌控——基于央行货币发行职能的视角”，《经济社会体制比较》2017年第1期。

独著：“构建多层次跨界合作治理的绿色金融体系——基于公共池塘资源理论的扩展框架”，《经济社会体制比较》2016年第2期，被2016年第19期《新华文摘》“论点摘编”转载。

独著：“当前农村土地流转与金融资源配置的综合改革研究——基于地方财政一金融系统视角”，《经济社会体制比较》2015年第1期。

2人合著（第一作者）：“碳减排与金融稳定：基于银行信贷视角的分析”，《中国工业经济》2014年第9期。

独著：“当前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融资功能的异化与综合治理”，《经济社会体制比较》2013年第4期，被人大复印资料《农业经济研究》2013年第11期全文转载。

2人合著（第一作者）：“房地产调控的地方政府功用及其纠错机制”，《改革》2012年第4期。

独著：“低碳经济的市场推动者:国外的经验与我国的政策困境”，《经济社会体制比较》20011年第1期，被人大复印资料《管理科学》2011年第5期全文转载。

独著：“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建设的演进与重构:信任理论视角”，《经济社会体制比较》2011年第6期。

独著：“我国征信管理：‘划桨’走向‘掌舵’，抑或两者兼之？——兼议《征信管理条例》(征求意见稿)”，《经济社会体制比较》2010年第2期。

独著：“论我国再贷款制度的变迁与其金融稳定功能的拓展”，《武汉金融》2009年第8期，被人大复印资料《金融与保险》2009年第11期全文转载。

独著：“从小额就业贷款看弱势金融的改进”，《金融研究》2007年第11B期。

（二）主要期刊论文

2人合著（第一作者）：“中小农金机构转型风险与对策”，《中国金融》2018年第18期。

3人合著（第一作者）：“构建我国金融不良资产处置体系的宏观演进及其障碍与出路——基于金融整体改革-协调配套推进论”，《武汉金融》2018年第6期。”

3人合著（第三作者）：“地方引导基金的风险防控”，《中国金融》2018年第5期。

2人合著（第二作者）：“存款保险标识的社会功能及其管理”，《金融博览》2017年第11期。

独著：“构建系统重要性国家金融评估体系”，《中国金融》2017年第16期。

2人合著（第一作者）：“当前我国银行不良资产交易市场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”，《武汉金融》2017年第05期，被《新华文摘》2017年第21期“论点摘编”摘要转载。

独著：“构建可持续经济发展指数“，《中国金融》2015年第20期。

2人合著（第一作者）：“防范股市危机的逻辑“，《中国金融》2017年第05期。

独著：“区域金融规划与智库”，《中国金融》2015年第11期。

独著：“社会融资规模的引入与货币政策协作型管理的实现框架”，《征信》2015年第1期。

独著：“信贷信用评级的准公共物品地方运行机制研究——以江西第三方外部企业信用评级试点为例”，《征信》2009年第1期。

独著：“论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功能缺陷与创新——基于金融功能与制度结构相统一的扩展视角”，《河南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》2009年第10期。

独著：“基于制度变迁的视角:小额农贷江西婺源模式分析”，《河南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》2009年第4期。

2人合著（第二作者）：“灾后社区重建与投资社会资本，《中国民政》2009年第4期。

独著：“央行与银监会之间信贷政策的分工与协作：规则理论的视角”，《上海金融》2009年第2期。

独著：“试论当前金融二元结构下央行宏观调控机制的改进”，《河南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》2008年第4期。

独著：“‘花钱买机制’:前期的差距与后续的改进——以江西省联社模式为例”，《海南金融》2008年第6期。

独著：“农行股改解决‘两结合’的难点与落实路径”，《南方金融》2008年第6期。

独著：“省联社模式:让农信社改革买来‘旧体制’”，《中国改革》2007年第9期。

2人合著（第一作者）：“解决超额存款准备金强制执行的法律问题”，《金融会计》2007年第4期。

独著：“司法公正与金融稳定:解决超额存款准备金强制执行法律问题的制衡点”，《中国金融》2007年第1期。

独著：“论中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历史选择”，《金融与经济》2004年第3期。

独著：“央行调控之困”，《中国改革》2004年第9期。

财经报纸

独著：“建立重点库货币发行安全运行报告机制的建议”，《金融时报》理论版2020年4月27日。

独著：“完善科创板信息披露保障机制”，《金融时报》理论版2019年9月2日

独著：“问题机构处置的原则”，《金融时报》理论版2019年7月1日

2人合著（第二作者）：“限制“离农脱小”在于体制创新”，《金融时报》理论版2019年06月03日。

2人合著（第二作者）：“建立区域金融稳定发展案例库的探索”，《金融时报》理论版2018年12月10日。

2人合著（第一作者）：“企业参股金融机构的风险防控”，《金融时报》理论版2018年06月25日。

2人合著（第一作者）：“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的历史逻辑与现实选择”，《金融时报》理论版2017年05月15日。

5人合著（第四作者）：“破解保险资金‘落地难’、‘落地贵’问题研究”，《金融时报》理论版2017年02月20日。

独著：“数字货币应谋求国家利益与国际信任的统一”，《上海证券报》评论/专栏版2016年07月28日。

独著：地方与全国金融发展规划焉能互不衔接“，《上海证券报》评论/专栏版2015年06月17日。

独著：“靠什么避免“征求意见”走过场”，《上海证券报》评论版2014年6月5日。

独著：“着力提高基层央行现场评估质量”，《金融时报》理论周刊2014年02月24日。

独著：“存款保证金制度设计先要化解的两大难题”，《上海证券报》评论版2013年12月19日。

独著：“实施快一年的农业保险条例遭遇了什么”，《上海证券报》评论版2013年12月26日。

独著：“尽快出台统一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法”，《经济参考报》理论版2012年11月07日。

独著：“我们依然需要相对独立的综合改革机构”，《上海证券报》专栏/观点版2012年03月09日。

独著：“战略性新兴产业何以竟然‘过剩’”，《上海证券报》专栏/观点版2012年02月29日。

独著：“基层央行金融业风险监测的困难与建议”，《金融时报》理论周刊2012年01月16日。

独著：“弹指一挥40年”，《上海证券报》专栏/观点版2011年01月24日。

独著：“国际公正信用评级市场从对等开始”，《上海证券报》专栏/观点版2011年10月29日。

独著：“约束地方政府债务仍有两个体制性‘软肋’”，《上海证券报》专栏/观点版2012年09月26日。

独著：“战略新兴产业信贷风险的破解之道”，《上海证券报》专栏/观点版2012年03月27日。

独著：“地方‘一把手’审计还需多管齐下”，《上海证券报》“上证论坛”栏目2011年07月05日。

独著：“楼市调控地方总负责制还缺了什么”，《上海证券报》“上证论坛”栏目2011年05月03日。

独著：“不宜再将‘财政专户’写入《预算法》”，《上海证券报》专栏/观点版2011年03月29日。

独著：“宏观金融管理架构如何适应新环境”，《上海证券报》专栏/观点版2011年03月15日。被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《经济研究信息参考》全文转载。

独著：“法规草案‘公开征求意见’遭遇三大尴尬”，《上海证券报》专栏/观点版2010年09月01日。

独著：“为了追求监管协调高效、独立与统一”，《上海证券报》专栏/观点版2008年08月26日。被《新京报》2008年08月27日摘要转载。

独著：“宏观权限回归还是微观权限缺位？”，《上海证券报》专栏/观点版2008年08月22日。

独著：“目标：提升服务‘三农’核心竞争力——农行股改具体模式选择再议”，《上海证券报》专栏/观点版2008年05月28日。

独著：“金融二元结构下央行调控高难度”，《上海证券报》专栏/观点版2008年03月28日。

独著：“大金融监管：适当交叉重叠”，《上海证券报》专栏/观点版2008年02月14日。

独著：“农行股改：‘两结合’难点如何破解”，《中国经济时报》理论版2007年02月17日。

独著：“质疑‘严格执法=涨价’”，《中国经济时报》理论版2007年06月22日。

独著：“省级联社亟待管理创新”，《中国经济时报》理论版2006年10月25日。

独著：“央行再贷款制度与功能拓展”，《金融时报》理论周刊2006年06月19日。被人大复印资料《财政金融报刊文摘》2006年第4期转载。

独著：“监管分离后,省会中支何去何从?”，《经济日报》“前沿论坛”版2004年2月02日，被《金融信息参考》2004年第4期全文转载。

独著：评新“人民银行法”，《经济学消息报》2004年2月20日。

独著：“新‘人行法’实施的问题与对策”，《经济参考报》理论周刊2004年01月21日。

学术专著

译著《：金融危机历史批判：政客、监管者为何纵容金融巨头?》（哈姆·基达-利维著），中国金融出版社2016年12月。

独著：《银行软实力评估研究》（博士后出站报告），中国金融出版社2015年6月。

独著：《中美金融关系研究》（博士论文），中国金融出版社2013年07月。

散文随笔

独著：“德国央行印象”，《金融博览》2017年第1期。

独著：“金融街的信仰”，《金融博览》2015年第10期。

独著：“位置、观点与思想市场’”，《中国金融》“随笔”栏目2014年第16期。

独著：“汉仙岩情思“，《金融时报》文化周刊2014年06月13日。

独著：“滋养想象力”，《金融时报》文化周刊2012年07月13日。

独著：“会昌老区县城的‘金融街’”，《中国金融》“我和新中国的金融事业”栏目2009年第18期。

独著：“‘无限的生存’与‘有度的发展’”，载于《求是》杂志文化编辑部《生活与哲学文选（第3辑）》，安徽人民出社2007年12月。

独著：“人生·时间·方向”，《中国矿业大学校报》2002年5月20日。

获奖记录

独著：“地方法人银行软实力评估研究”，获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“2014年金融教育优秀研究成果论文类二等奖”。

鉴于毕业之后科研成果突出，于2017年9月，被北京师范大学授予第十一批荣誉校友称号。

独著：“银行信贷与科技创新对接机制的比较与选择：江西案例——基于公共政策工具的扩展分析框架”，获江西省科技金融研究会“2018年度学术征文”二等奖。

农业银行手机银行转账金额限额是多少啊

作者 陈文辉「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」

文章 《中国金融》2020年第22期

从数字产业化到产业数字化，数字经济将重塑传统产业

历次 科技 革命，新技术都要经历从创新发明到大规模应用两个阶段，数字经济也不例外。数字经济上半场，信息传输、存储、计算、分析等基础领域不断取得技术突破，并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特定领域得以应用和推广，数字产业化得以快速发展，在电子信息制造、通信、软件服务等行业出现一批具有领先优势和规模效应的企业。随着新技术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，成本越来越低，数字经济在传统产业的渗透率将快速提升，下半场的主旋律将从数字产业化切换到产业数字化。数字经济不仅仅是对原有经济体系的补充和融合，更是对传统经济的变革和重塑。

目前，我国产业数字化仍处于起步阶段，按占GDP比值计算，我国与美国、德国等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。从产业结构来看，第三产业数字化程度显著高于第一和第二产业。互联网作为连接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媒介，率先赋能传统服务业，培育出新零售、远程办公、在线教育、医疗信息化等新业态，并呈现出快速发展态势。阿里巴巴、腾讯等头部互联网企业不断拓展业务边界，构建生态体系，利用其积累的海量数据和技术优势，正在逐步向金融服务全面渗透，在提升效率、促进普惠的同时，也不断冲击和改变着传统金融业态。

金融产业数字化具有良好的基础，但转型才刚刚开始

金融服务的本质是利用信息对风险进行定价并促成交易，与互联网类似，都是基于信息的“生意”。金融业开展信息化建设的时间与互联网兴起几乎同步，大型金融机构如今每年都有数亿美元的IT投资，建立了先进的信息系统，并积累了海量的数据。以商业银行为例，2018年我国单家股份制银行内部积累的数据体量就达到了100TB以上。金融产业是我国信息基础设施最完善、数据资源最丰富的行业之一，拥有开展大数据分析等新技术应用的基础资源，最容易推动数字化转型。

但从发展进程来看，金融产业数字化才刚刚开始。传统金融业信息化建设的目标是利用信息技术优化现有业务，实现降本增效。而新金融企业则是运用新 科技 重塑金融业务逻辑，这才是金融产业数字化的核心。目前，传统金融企业的转型仅仅是信息化建设的延续，是局部的优化，而不是彻底的重构。由互联网派生的新金融正在与传统金融交汇，传统金融拥有良好的基础，新金融已趟出一条新路，二者通力合作必能形成金融产业数字化大发展的新局面。

从势不可挡的造车新势力看传统金融机构转型

近年来，随着新能源 汽车 迅猛发展，涌现出一批造车新势力。传统车企亦在积极推动电动化转型，但仍难以阻挡造车新势力的崛起。特斯拉市值超过几大传统车企的总和，蔚来、理想、小鹏 汽车 都成功登陆资本市场，并获得远超传统车企的估值水平。 汽车 和金融作为工业 社会 最有影响力的两大行业，都面临着转型发展的问题。本文试图从中找出一些共性规律，供金融产业数字化转型参考。

一是无论 历史 多么悠久、体量多么巨大的行业，都有被完全颠覆的可能。一百年前，福特发明了全球第一条 汽车 生产线，开创了现代工业的生产范式， 汽车 行业也被誉为工业体系的明珠。目前，全球营收前十的公司，除沃尔玛外，其余九家都是传统 汽车 和能源企业，一年的总营收超2万亿美元。传统车企深耕行业百年，如今每年仍有万亿美元的营收，但以特斯拉为代表的造车新势力仅仅用了短短几年时间，就在市值上全面超越传统车企。这一现象也会在新金融和传统金融之间重现。

二是核心业务逻辑的改变是新势力得以挑战传统企业的根本原因。品牌 汽车 厂商经过多年工艺积累，在发动机等核心技术方面建立起很高的技术壁垒。但对于新能源 汽车 而言，电动机取代发动机，传统厂商丧失了“护城河”，与造车新势力站在同一起跑线上。更重要的是，新能源 汽车 一改传统 汽车 作为交通工具的定位，在电动化的基础上推进数字化，以海量数据为驱动，不断提升 汽车 的设计、制造水平，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定制需求；利用机器学习，不断完善算法和模型，逐步实现包括自动驾驶在内的高级智能，将 汽车 打造成出行中的人工智能助手。因此，传统车企的电动化转型只是用电动机和电池替代了发动机和汽油，并没有改变 汽车 的定位。作为既得利益者，颠覆现状就是革自己的命，对此传统车企既没有动力，也没有能力。因此，这种转型只能局限于个别部门，很难在全公司推行。反观造车新势力，创业者多来自互联网行业，坚持互联网思维，不受既得利益束缚，建立起符合智能 汽车 制造的组织架构。回到金融行业，也存在类似的情况。数字经济时代，数据成为主要生产要素，将替代资本成为金融业核心资产。传统金融的业务逻辑是“客户找钱”，资本是稀缺的，金融机构占据优势地位，风控核心是防范，客户只有提供满足金融机构要求的增信措施，才能获得金融服务。而新金融的业务逻辑是“钱找客户”，风险控制更强调信任，只有在海量数据基础上，运用 科技 深度分析，才能以极低的成本精准找到最需要钱且在未来有能力还钱的客户。新金融企业脱胎于互联网，利用互联网生态产生的海量数据，不断优化升级风控模型，如今已在面向消费者和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领域独占鳌头。未来三至五年是产业互联网大发展时期，新金融必将顺势进入工业领域，对传统金融产生巨大的冲击。这一过程可能比 汽车 行业电动化变革更加迅速猛烈。

当然，两者也有一定区别。金融业务是强监管行业，新金融企业开展相关业务都需要监管部门同意，金融产业数字化转型未必像 汽车 行业一样发生颠覆式变化，更有可能选择新老合作的渐进式路径。

金融产业数字化的几点思考

首先，金融产业数字化转型必须从整体上规划。金融业在我国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，仅银行业资产规模已超过300万亿元，是我国GDP的3倍。若金融行业发生系统性风险，对国民经济和 社会 稳定都将产生严重后果。面对新金融的迅速发展，监管部门应统筹考虑风险和新金融发展需要，制订整体规划，必须兼顾新金融企业和传统金融机构，鼓励双方各取所长，紧密合作，稳步推动金融业转型发展。

其次，在对新金融企业的监管上应坚持包容审慎的态度。一方面，中国数字经济取得的快速发展离不开相对宽松的监管环境。互联网发展初期，政府采取了包容审慎的监管方式，客观上降低了企业收集数据的成本，加快了平台企业形成，促进了新金融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和成熟，因而诞生了像蚂蚁、微众等一批具备竞争力的新金融平台企业。另一方面，金融风险具有传染性，政府对涉及公共利益的金融创新需持审慎态度，对于类似P2P的风险要在早期识别并快速响应，防止局部风险事件演化成系统性金融风险。

再次，传统金融转型需要加大力度。要认清新金融和传统金融的本质区别，思维要积极转变，结合自身优势开拓新业务，从被动的“效仿者”转变为主动的“创新者”。当然，考虑到目前传统金融机构的业务体量过大，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角度，实现全面转型存在一定难度，因而可以考虑分拆出专门的机构部门，开展新金融业务，以“另起炉灶”的方式实现机构内部的自我“革新”，在制度和执行上有利于打破传统惯例限制，在风险上独立于传统主体也有利于“风险隔离”。取得显著效果后逐步将传统业务装入新的实体，从而实现传统金融机构的稳步转型。

最后，我想谈谈金融监管如何看待创新与风险的平衡问题。一项创新业务出现，有可能优化现有业务，但也有可能带来不可预知的风险。监管者从稳健角度出发，对创新业务必然更为谨慎。但我们也要注意到，数字经济时代正在来临，传统金融业务越来越难以满足新时代经济发展的需要，金融脱离实体经济才是真正的风险。因此，监管部门应当在一定程度上容忍金融创新带来的风险，特别是在金融产业数字化转型中的创新。正是监管的包容，今天我国才会产生一批世界领先的新金融企业。符合产业发展方向的创新在产生风险的同时，也会产生更大的收益。监管部门应平衡好创新与风险，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，包容创新、鼓励创新，更好更快地推动我国金融产业完成数字化转型。

您好，掌银交易限额分为以下几种情况：

个人掌银交易限额

第一，绑定安全认证设备

通用K宝客户单笔100万元，日累计500万元（可到柜台调高限额）。

K令客户：单笔、日累计50万元。

第二，未绑定安全认证设备

1.自助注册账户日累计最高不超过2万元。

2.柜台注册账户日累计最高不超过5万元，开通刷脸转账功能后免介质转账限额日累计最低可达到20万最高50万。

温馨提示1.柜面注册掌银，未绑定安全工具，超出快e付限额会自动启动人脸识别认证。2.二类户向非绑定账户转账日累计限额为1万元。

企业掌银交易限额

企业掌银与企业网银共享交易限额，即账户限额、复核限额、免复核限额等均与网银一致，无需另行设置限额；日累计限额、日累计笔数、年累计限额默认分别为无穷大。

（作答时间：2021年11月16日，如遇业务变化请以实际为准。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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